官员独董究竟能不能为企业带来价值？- 教授观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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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独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，比如在美国，约10%的独董都具有政治关联。但官员独董到底是否能为企业带来价值？

这一看似简单基础的问题却未有定论——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研究上，结论都并不清晰。

我们最新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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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组部在2013年10月19日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18号文），意见严格限制了现任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的兼职行为，基于这一事件，我们探讨资本市场投资者对18号文的市场反应。由于现任干部在企业的兼职大多数情况是担任上市公司独董，因此我们的研究围绕官员独董展开。

基本结论如下：在我国民营企业样本中，投资者对18号文的颁布采取了正面的市场反应，换而言之，投资者认为官员独董无法为企业带来应有的价值，对他们未来的离职表示欢迎，但请注意，这一结论是以非官员独董为标杆得出的。

下面我们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官员独董无法为民营企业带来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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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独董，无论是官员独董还是其他类型的独董，其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都是降低代理问题。

那么官员独董是否能够有效降低代理问题呢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官员独董在履行监督职能这方面，应该是能够为企业带来附加价值的，反之亦然。

我们从理论及实证两方面去分析这一问题。

我国企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股权集中，因而在我国，公司面临两种类型的代理问题：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，指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，即管理层作为受托人是否能有效履行股东所委托的责任，以达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的；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，即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。

因此，官员独董在这两类代理问题中的关键角色，在于他们是否能有效监督管理层或大股东，保护所有股东权益。很遗憾，无论从官员独董的独立性、专业能力、还是动机上，我们都无法看出官员独董比其他类型独董能更有效监督的结论。

而数据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分析。我们发现，在面临第一类代理问题的企业中，官员独董的监督职能劣于其他类型的独董；而在面临第二类代理问题的企业中，官员独董的监督职能与其他类型的独董无差异。

因此，总的来说，从降低代理问题这一作用上来看，官员独董并不能为企业带来附加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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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资源依赖理论指出，企业需要获取外部资源来维持生存，而官员独董或许可以为企业带来外部资源。

那么是否如此呢？

我们的数据并不支持官员独董能为民营企业带来外部资源这一说法:我们发现，当企业面临各种限制（资金限制、政策限制等），而需要外部资源支持时，官员独董的作用与其他类型的独董没有差异。因而，从提供资源的角度看来，官员独董无法为企业带来附加价值。

这似乎不符合大多数人的预期，但细究下来，其实是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。

一方面，独董与其他内部董事、企业管理层不同，独董独立于公司，其个人财富并不与公司业绩挂钩，因此官员独董并没有动机为企业搭建外部资源。另一方面，自2012年开始的一系列反腐举措，大大增加了官员独董为企业带来外部资源的成本，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，反腐进一步削弱了官员独董的附加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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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代理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，我们都认为，官员独董在后反腐时期，并无法为企业带来价值。这个结论与产经系孙霈教授近期发表的研究成果遥相呼应，孙教授的研究发现，董事会的政治关联会加剧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占。因此，投资者对于18号文采取的欢迎态度也是合情合理:政商分离，对企业而言并非坏事，投资者对此也喜闻乐见。

作者简介施海娜施海娜，博士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，研究方向为：信息披露质量、股价信息含量、会计信息质量、分析师行为、公司治理、审计费用等。

转自微信公众号复旦管院

复旦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工商管理教育系科的高校之一，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恢复管理教育的高校之一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内一流，亚洲知名的商学院，连续四年多项目稳居全球百强，且排名领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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